论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特征

论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特征
2019-03-02 23:25 未知 编辑:admin

  [摘要]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以国家、市民社会和人民为治理主体,在遵循、社会公仆、议行合一、廉价政府等原则基础上,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治理的监督、利益关系的协调、公共服务的提供,来满足人民的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需要,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思想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科学思想。它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实践性、科学性、人本性、批判性等主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源头和根本。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以国家、市民社会和人民为治理主体,在遵循、社会公仆、议行合一、廉价政府等原则基础上,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治理的监督、利益关系的协调、公共服务的提供,来满足人民的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需要,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思想主要包括社会治理的主体论、社会治理客体论、社会治理目的论、社会治理原则论和社会治理方,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科学思想。它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实践性、科学性、人本性、批判性等主要特征。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坚持从实践出发,以国家、市民社会和人民为现实的主体,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国家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科学地预测了未来主义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具有很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原则。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马克思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客观规律来指导社会治理实践和预测未来。他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唯心进行了剖析,对资产阶级国家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种种弊端进行揭露,对无产阶级国家社会治理的措施进行论述,对未来主义社会治理的方案和特征进行了预测。

  并且,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精髓是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和社会治理的根本动力。这一思想坚持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起点,主张把改善民生作为治理重点,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视为治理归宿,从而把社会治理理论同实践主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既符合社会治理的规律性,也符合它的目的性。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总结了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基本内容。无产阶级政府要承担起一般管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社会保险与保障等公共职能。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从总劳动所得中扣除用以应对“社会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部分”、“用来满足共同需要部分”、“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并且后者的资金投入会“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1](P.303)。

  无产阶级国家是人民和人民的国家,性是无产阶级国家社会治理的根本原则。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雏形,马克思在对其管理经验总结时“阐述了自己的人民管理思想,即:、人民普选、人民监督、人民武装、人民教育和人民公仆”[2]。巴黎公社实行人民选举、罢免和监督制度是马克思总结出的防止人民公仆嬗变为社会主人的一个基本科学措施。只有实行人民选举、罢免和监督制度,才能保证人民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而不是被别有用心的“社会主人”们窃取并用来干一些欺压人民的勾当。

  同时,马克思还总结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治理原则,即原则、社会公仆原则、议行合一原则和廉价政府原则。以廉价政府原则为例,马克思所指的“廉价政府”,包含了用于政府及公职人员生存和活动的费用比较低廉,行政成本较低等要求。首先,巴黎公社取消了常备军和国家官吏这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其次,公社精简了政府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明确了政府职能;再次,公社对公职人员的工资进行了改革,实行了低薪制。公社把所有的职务——经济、、行政的职务都变成工人自己的职务,把政府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廉价机构。

  马克思在文本中大致描绘了未来主义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其一,社会治理失去性质与阶级性质;其二,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在未来的主义社会制度下,社会治理不会完全随着国家和阶级的消亡而消失,但它的性质与阶级性质会消失,只有纯粹的服务和管理职能保留下来。劳动者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阶级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治理的性质。

  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主义社会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将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人,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充分且全面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去。马克思具体地对未来主义社会治理提出了一些设想,如“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3](P.294)等。在未来主义社会中,人人都有劳动的需要,人人都必须劳动,人人都有工可做。也只有在主义社会中人人才能真正地实现自由而平等。他还分析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过程是渐进的,资本主义是这一历史前进的重要阶段,强调即使在主义第一阶段,也不可能存在“不折不扣的公平分配”。依然需要通过社会保障、税收等的普遍调剂,才能最后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P.306)

  主义社会的社会治理,既为社会创造了巨量财富,使一切社会成员拥有日益“充裕的物质生活”[1](P.757),也为他们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充分、自由地发展与运用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自由人联合体中的自由联合劳动与联合自主管理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平台和手段,创造了条件,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管理社会事务和调节社会运行。应把社会建设成为一个可以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尽情发挥和发展自己的全部才能与力量的场所。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既是主义的最高目标,同时也是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终极价值追求。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以唯物史观为哲学理论基础,具有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进行社会治理,所以也必定具有科学性。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它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基石,也使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治理思想有了变为现实的可能和基础,它为马克思提供了正确认识社会治理规律的思想路线。在论述社会治理思想时,他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第一要素和最终动力,这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标准。

  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是人民群众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治理的主导者;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和主义社会,社会治理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并与之相适应。马克思在经过漫长的社会治理实践,经过无数次的成功与失败,在治理实践中发现、归纳出一系列反映治理活动过程中客观规律的治理方法,逐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社会治理思想。他又把这些思想应用到治理实践中去,指导社会治理实践,再以治理活动的效果来衡量治理过程中所用的方法是否行之有效和正确,从而使社会治理思想和方法得到不断完善。

  逻辑严谨、体系完整是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体系的科学性特征。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治理主体论、社会治理客体论、社会治理目标论、社会治理原则论、社会治理方五个方面。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合。其中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是灵魂,协调利益关系是关键,提供服务是基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根本,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核心。五方面内容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一思想整体上逻辑较为严谨、层次较为分明,在每一方面也有其内在的逻辑。

  在“社会治理目的论”中,社会治理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最终目标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就形成了首要目标和最终目标有机统一的社会治理目标体系。再如,“社会治理主体论”中,马克思视域下的社会治理主体主要为国家、市民社会和人民。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的社会治理职能由社会自身执行;阶级产生后,社会治理职能主要由国家来执行,社会辅助;国家消亡,完成对社会的复归后,则由“自由人联合体”来执行社会治理职能。这时社会达到自治,人也得到真正的解放。

  马克思社会治理的方法主要包括: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治理的监督、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具体说来,是要通过制定公平合理的社会政策、对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干部进行监督、对利益冲突进行协调、为人民和社会提供服务来更好的治理与服务国家、社会和民众。社会政策制定论是社会治理的前提,社会治理监督论是保障,利益关系协调论是核心,公共服务提供论是本质。

  在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制度中,依然不能放松“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的政策制定,这样的政策制定的落脚点也是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保障社会治理的顺利进行;利益关系协调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协调目标而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利益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自觉且有意识的调整过程。通过利益的调整与重新分配,从而使利益关系达到均衡与和谐,化解利益矛盾。通过建立协调城乡、干群、强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机制,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从而确保社会有机体健康良性地运行。

  在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马克思以用水问题为例,“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这样的西方城市,采用“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即市场供给;但是在东方,由于幅员辽阔,文明程度较低,“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即政府计划供给,也就是亚洲国家的政府需要执行“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3](P.762)。在马克思看来,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事关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公共利益需要,有政府计划供给和市场供给两种方式;而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的选择,则应以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为依据标准,即取决于当时当地的“文明程度”的高低。

  综上所述,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思想体系、治理方法是科学的,也必将会更好地指导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实践。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P.9),人既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治理的决定力量。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马克思无论是在探讨“社会政策的制定”,还是在研究“利益关系的协调”都是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以巴黎公社为例,公社在规定官员们的最高薪金限额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一些低工资的工人和学校教员的工资。以邮局为例,原局长的年薪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原邮递员的年薪竟然提高了近一倍,两者差距也就大大地缩小了。马克思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一切政策、策略的制定都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而进行的。

  利益关系的协调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矛盾,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过程。由于每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不同、需要赡养的人口数量不同、劳动能力等的不同,必然会出现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这就需要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有效机制进行再分配,来协调两群体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因此,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治理的起点,这也是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与其他人社会治理思想的本质区别和特征。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是一切活动的发动者、组织者、承担者。社会是人及其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也体现为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

  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即民生需要,是社会治理最迫切和最重要的任务。民生需要主要包括人们对教育的需要、对劳动就业的需要、对社会保障的需要等,这些需要都可以通过社会治理的协调来满足。在教育需要满足方面,马克思“主张用废除童工制,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免费的普及教育,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途径来满足工人阶级及其后代的教育需要”[4]。马克思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它是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求的必要保证,确保每一个人获得最起码的生存权,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每个人都有社会保障的需要。针对于它的满足,马克思主要是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对生产资料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的角度来谈保险制度建立的。在满足人们劳动就业需要方面,马克思提出,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有计划地利用劳动力是必备的劳动就业机制。

  人既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社会治理的目的。国家、市民社会和人民之所以进行社会治理,是为了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反过来,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为更好地进行社会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里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指人的需要和能力、人的活动、人的社会关系、人的个性等的全面发展。未来主义社会将会是“一个更高级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5](P.239) 。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是丰富的和多层次的,是在人的活动、需要和能力、社会关系和个性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断生成的。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种相互关系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单一走向丰富,这也是人本质的完善之路,即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之路,而这一过程需要社会治理的助力。只有通过实施社会治理,才能消除旧的异化的社会关系对人的束缚,促使新型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形成,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而逐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鲜明的批判性与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不谋而合。他从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唯心的剖析,到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谬误的揭露,再到对资产阶级国家社会治理弊端的分析,贯穿其中的就是其思想的批判性。

  在欧洲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中,空想社会主义中的社会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产生影响最大的一种思想。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制度和欧文的和谐制度,都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设想,如:提出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实行共同劳动、合理分配和有计划地生产,消除城乡差别,实行选举等等。但这些伟大的构想都脱离现实和拒绝行动,所以都没有取得成功。

  马克思正是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结合现实对前人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与批判还停留在道德和价值判断上。如:欧文认为城乡差别是造成旧式分工的首要因素,应该最先被消除。没有了城乡差别,人们便可以在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之间自由调换。但是欧文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与圣西门和傅立叶一样,也有重农轻工的思想。在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上,欧文主张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但欧文认为教育是万能的,不列颠政府的行为方式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统治阶级不具备适当的知识。如果他们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便会带领人们发家致富,减少社会灾难。这样,欧文就否定了的必要性,站在了唯心史观的立场上。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治理思想,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的工人阶级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其思想的局限性很快就暴露了出来。他们设想的社会改革方案、未来理想社会治理的蓝图都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找不到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物质动因;虽然他们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一定地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但都是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抽象的“理性原则”和人性论为出发点,更多的是从道义上对资本主义进行谴责,难以真正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虽然他们指出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主义所取代,并具体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灿烂图景,但他们没有看到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中深藏着的巨大力量,甚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把实现理想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的统治阶级身上;所有这一切都注定了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最终成为乌托邦,摆脱不了破产的命运。而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并找到了实现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和无产阶级这股创造新社会的力量。他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唯心的剖析,阐明了自己唯物辩证的社会治理思想。

  马克思对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先后关系和决定关系问题上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先后关系上,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的国家先于市民社会存在的观点,指出市民社会作为私人物质生产领域与国家作为公共关系领域是同时并存的。而在两者的决定关系上,马克思则深刻地批判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下的国家作为绝对理念的观点,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线),是市民社会和家庭决定国家。黑格尔所说的“官僚机构”、“同业公会”和“等级”能起到中介作用也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马克思指出,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完全分离的,国会和官僚等不过是个别利益包含在普遍形式中,国家才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组织,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机器的本质。它是阶级社会中在经济基础上拥有绝对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占据上的特权,是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无产阶级诞生于市民社会之中,却被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恰恰说明市民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的异化状态。克服这种异化,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通过批判市民社会,人类解放超越解放的阶段,达到真正的人的解放。

  黑格尔用国家来解释唯物史观中的自由理想,而马克思则是用无产阶级的解放来解释。他在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过程中,把市民社会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去理解,为自己的社会治理思想打下坚实基础,确立了理论起点。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建立在对资本阶级国家社会治理弊端进行现实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资本阶级国家是资产者为了相互保障各自在国内外的财产和利益所采取的一种必要的组织形式,代表的依然是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其政权也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马克思批判了以分工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这种自发形成的职业性分工是奴役人和阻碍人自由发展的根本力量。由于分工,个人只能在强加给自己的特定范围内活动,不能按照意愿和能力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必须始终从事一个职业,这种社会强制性分工状态严重阻碍和限制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治理职能是有局限的,是被动和无能的。并且从事治理活动人员受到了很大限制,他们是占极少数的统治阶级的特权阶层,不可能保证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广大劳动人民还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不是社会的主人,就没有可能也没有机会参与治理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

  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治理存在着种种弊端。首先,资本阶级国家中使用三四岁童工从事14-18小时机械劳动现象十分普遍,这严重影响了儿童的身体发育和心灵健康,使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利接受教育,完全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其次,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有推翻这一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失业现象。再次,从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本质来看,它是基于资本的共同利益和需要,给劳动力提供的社会保障,也只是为了保证其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而已。

  综上所述,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科学思想,具有实践性、科学性、人本性、批判性等主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源头和根本。

  [2] 高健,秦龙.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人民管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5).

  [4] 高健,秦龙.论马克思教育需要的满足及其当代价值[J].湖北社会科学,2014(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的‘人本共同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编号: 13YJA710037) ;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委托项目“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几个问题”(编号: L14WTA039)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管理思想研究”(编号: 3132013123) 。